根据1876年清政府代表李鸿章在山东烟台与英国使臣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温州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大量洋货进入温州市场，冲击着温州的小商品生产和自然经济，为了自保，一些同业行会开始出现。此后，为了“保卫商业，开通商情”，1906年温州府商会成立，它的发起者是酱园、典当、钱庄、药业、木业、布业六个同业公会。

　　自此，温州商会的百年历史揭开序幕，直至发展到“只要是各地温州商会成立，当地政府要员都是拼命欢迎，大开各方面的绿灯”。

　　无独有偶，作为另一块经济异常活跃地的泉州在时隔两年之后也成立了自己的商会：“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晋江县城（今鲤城区）商家吴维纯、何光恺等人发起筹建泉州商务会……”

　　有两组数据能反映出温州商人和泉州商人不约而同的谋财之道：

　　目前温州市的异地商会已有100多个，温州人在异乡创业的人数超过175万，在全国各地累计投资达1760亿元，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600亿元，温州人在各地创办商品交易市场达240个，全国各地温州人经营的贸易销售额达到2880亿元，相当于温州本地贸易销售额的3倍。

　　目前，泉州异地商会的数量已经达到66家，几乎遍布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泉州在外经商办企业人数已经超过70万人，2003年实现的销售额达1600亿元，相当于再造了一个泉州经济。

　　据悉，这是全国异地商会总数排名前两名的城市，这也充分解释了为何温州商人和泉州商人能在全国各地叱咤风云，因为他们背后都依托着一个组织———商会。这也是温州商人或者泉州商人能在短短几天时间内就能凑到上亿的资本进行投资的“公开的秘密”，他们可以在商会内部寻找到志同道合的有实力的投资伙伴。

　　商会是棵大树

　　就在三天前，记者来到杭州泉州商会时，商会的会长和主任刚刚动身去上海洽谈生意，留在商会里看家的老王则忙着为一些商会会员联系集中体检的事情。

　　作为杭州本地人的老王相当关注泉州的新闻，每天他都在研究报纸和电视，从中寻找和泉州有关的信息。作为杭州泉州商会的一分子，老王向记者解释了他心目中商会的作用：

　　“作为商会，我们主要是帮企业家会员们和政府之间牵线，他们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只要是我们能帮忙的尽量帮忙，毕竟由商会来出面比他们自己去找政府反映问题来得有效果。但我们也不可能什么忙都帮，尽可能地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除了帮他们联系政府外，也主要是让他们企业家会员之间多沟通多探讨。”

　　而老王所说的基本上和现在各地的温州商会、泉州商会的做法差不多。一些温州企业家在解释为何成立和参加商会时的理由大多是：“在外漂泊创业的温州人没有一个自己的‘家’，困难不知找谁解决，烦恼不知向谁诉说，受了委屈更是举目无亲，眼泪只能往自己肚里流。”

　　浙江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汪教授就此问题分析说，对于家族观念极重的温州人而言，“家”意味着安全、信任与温暖，而在加入“大家庭”后，一旦遇到经济、合同纠纷等方面的问题时，他们就习惯性地找商会出面。但与传统家族或宗族不一样的是，商会会员们凑在一起的目的相当现实——利益，说白了就是赚钱。而要实现赚钱的目标，最有效的途径便是与政府合作，“成政府最好的伙伴”成了每个商会的理想。但这样的合作关系能否建立，最终仍取决于是否有利可图。

　　汪教授认为，温州商会在此便充分显示了它的底气：温州人有充足的民间融资平台，能有效将政府手中的土地、政策、项目等资源转化为现实产出，政府能得到GDP、税收、就业，而投资者得到利润。借助于遍布全国的温州商会，温州人充分分享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资信息，温州商会俨然成了一个庞大而灵敏的****系统。

　　但是，随着温州商会在各地“遍地开花”，温州市政府的态度渐渐发生了微妙变化。出于对资金外流影响本地经济的担忧，温州市政府开始向在外闯荡的温州人进行“反向招商”，希望资金回流。

　　有人称，“现在的温州政府最头疼的就是两件事———电荒和资本外迁”。对此，汪教授称，要吸引资金，必须有资源和优惠政策，比如西部一些地方免费提供土地，但这样的政策在温州显然不现实，而资源匮乏更是温州的先天不足。“资本必然是跟随着利益在流动，政府其实不必过于担忧，按照国情，大部分外流资本的收益最终仍会回到家乡。”

　　商会领衔打火机反倾销

　　温州商会不仅在国内有用，就是在面对“老外”的时候，也能充分团结本土企业家积极“应战”，其中的经典之作是反击欧盟对温州打火机的反倾销行动。

　　三年前的6月末，欧盟决定对中国出口欧盟的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当时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的企业家们对此一下子懵了：对于“反倾销”案件，政府不能介入，而且不能在一些相关场合出面，而协会里的企业家们从未经历过此事，对“反倾销”一无所知。

　　据当事人后来描述，当时的情景是：“大家坐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想打，又觉得自己太小，财力也不够。就这样傻傻地呆了七八天。后来有关专家就说你们怎么还不准备，应诉是有时间期限的，也就十几天了。”

　　企业家们经过一番商量后，取得了一个共识：“不打白不打，不打白挨打。”由此，大家觉得让协会出面解决问题才是最合适的，理由是因为协会是民间组织，不是政府部门，而且可以集结力量。

　　主意定下后，企业家们为请专家、律师以及启动资金开始筹钱捐款，后来这次捐款有近百万元，这笔资金也成了第一批打官司的启动资金。经招标，协会选择了要价最高的一位国外律师。

　　一年后，温州打火机应对欧盟反倾销一案自动终结，以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为代表的打火机企业胜诉。后来媒体报道说，这是中国加入WTO后应对欧盟反倾销诉讼的首次胜利，也是我国地方民间行业协会组织中小企业小产品反倾销胜诉的第一案。

　　这起官司同时还带来了一个温州打火机企业家们做梦都想不到的“奖品”：由于协会出面组织温州打火机企业带来的胜诉，以及全国各地媒体的集中轰炸式报道，现在不管到哪个地方、部门，十个人中有九个人知道温州打火机，这个宣传效果所带来的无形价值是难以估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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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服装欲破“十面埋伏”

　　美国和欧盟对纺织品的“设限”正在给温州纺织服装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困扰。一些以对美国和欧盟出口贸易为主的温州企业因此陷入困境，许多小企业的生产线纷纷“歇工”，产业工人面临下岗的困境。

　　面对“设限”困境，温州服装企业该如何破解？

　　关键词：歇工

　　近几日，“低价出售服装加工流水生产线”、“出兑小型服装加工厂”这样的广告在温州市的几大报纸里频频出现。

　　“设限配额，可能在七八月份就被提前用完，这就意味以美国和欧盟出口贸易为主的生产企业，大部分生产线即将停下来，企业生计难以为继，大量工人将面临失业之危。”温州服装商会外贸分会吴秘书长忧心忡忡地对记者说。

　　“我快下岗了。”在一家服装厂上班的温州人小王告诉记者，厂里用于生产线的投资多达数百万元，原来生产旺季时生产线可以24小时连续运转，1500多名工人三班倒，生产场面十分红火，工人生产积极性高涨。“以前我每个月能拿到1500元，而这还不算高的，成熟技工能拿到近3000元。现在‘设限’给厂里带来的打击太大了。”

　　关键词：变局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设限”波及的不仅仅是那些外贸纺织企业，也殃及以内贸为主的小型纺织企业。

　　温州经济学会会长马教授认为，“设限”将使中国纺织企业洗牌，那些原来以生产外贸货为主的企业，在欧美市场受挫后，无疑会加大开拓国内市场的力度，其先进的设备和规模效益是中小企业无法比拟的，中小纺织企业面临生存之忧。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早点“甩卖”工厂，以免“砸”在手里。“设限”使得温州服装企业加剧了“两极分化”，一些小企业自行倒闭，而那些大型服装企业则通过兼并越做越大。

　　在配额取消后的新格局下，整个服装行业也面临着新的变革。温州服装商会外贸分会吴秘书长介绍，去年我国服装行业的利润明显缩小，亏损额大幅攀升，整个行业的亏损高达20亿。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的经营差距十分明显，一些好的品牌企业利润可达到10％，而一些小企业却只有0.2％。

　　记者从温州商会了解到，目前温州市服装企业的就业人数为60余万人。保守估计“设限”会使数万纺织工人失业，对相关行业的就业也会产生间接的影响。

　　温州服装产业如今走到了一个生死十字路口，这让众多服装企业家十分头疼。

　　关键词：

　　向左走也向右走

　　全球十大顶级男装，有一半是温州服装企业制造的。“设限”之困，对为国际品牌贴牌加工的企业影响比较小。

　　转型很痛，但温州人很实在。温州经济学会会长马教授认为，中国是世界服装工厂。在零配额时代，企业要先练好内功。做服装加工也要根据自身的优劣势来定位。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一方面，要提高产品的生产工艺，迎合中高档产品的要求；另一方面，加强管理，提高单人劳动效率，降低管理成本。

　　“做低档品牌贴牌加工是没有出路的，做高档的产品，技术含量高，劳动力所占的成本比例比较低，这才是我们的优势。同时做高档产品，技术含量增加，也就避开了非关税贸易壁垒。”温州服装商会外贸分会吴秘书长认为，配额取消后，温州服装业最紧要的是对自己规范要求。

　　“破解设限困局，我们倡导服装企业做品牌，但也鼓励做贴牌，这两种企业的存在是社会分工的体现，有助于行业健康发展。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是市场发展的大势所趋。”吴秘书长说。

　　“从长远来看，市场竞争靠品牌，而不是靠简单的销售。”温州经济学会会长马教授认为，面对“设限”之困，服装企业要在贴牌模式中积累资本，通过和国际品牌合作，利用别人的平台，不断<

稿源：东南早报